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补说

 

    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抢救性发掘了洛阳寇店镇西朱村M1号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大墓[1]。墓中出土刻铭石牌200余枚，其内容多是随葬品的名称、数量等的记录。李零[2]、曹锦炎[3]等先生在《博物院》2019年第5期发表文章，刊布了这批石牌铭文中的绝大部分，并作了相应的研究。又据赵超先生研究认为，该批铭文石牌应称为“石楬”[4]，本文从此。

    李零先生全面考释了138件石楬铭文。本文拟在李零先生考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其他诸家研究，着重对M1：39号、M1∶337号石楬涉琴文字的训释试作补充。

 

M1：39号石楬

M1∶337号石楬

    M1：39号及M1∶337号石楬的拓片图像见上图。李零先生、郑志刚先生相关训释如下：

 李零

礼乐类：赠币、钟、镈、奏鼓、鼙鼓、笛、箫、琴、筝、琴拨。

……

“〔墨漆〕画琴一，/〔丹缣〕囊自副”（M1∶39，图110）

“……□山画筝，/……衣，柙自副”（M1∶198，图111）……

“三合金拨， / □ □自副”（M1∶337，图112）

三合：疑读三盒。拨：疑指琴拨。[2]

 

郑志刚

“……画琴一……囊自副”

六边形，石牌上部残失，腰部断裂痕左低右高；正面阴刻隶书残存6字。按琴，七弦琴，通称古琴；囊，琴囊，贮琴之囊。所谓“…画琴一…囊自副”，或指描绘在漆器上的一张古琴，并且还配置有贮琴之囊。[5]

      

又

    “丹缣囊”：指的是包裹器物的包袱皮或罩子。缣为双丝的细绢。《说文》：缣，并丝缯也。如果所释无误，那么这将是一则目前最早的描述琴囊及其质地和颜色的史料。

    “自副”：即自配。副与主相对，指与主要随葬品相配套。

    据不同研究者考证，此墓的墓主可能为曹操次子曹彰，或魏明帝曹叡，或魏明帝爱女曹淑和甄黄的合葬墓等，墓葬年代约在223-263之间。这一前后正是著名琴家如蔡邕，蔡文姬，杜夔，阮籍，嵇康等生活的年代。他们所弹之琴究竟什么样？

 

    迄今为止出土的古琴实物，时代跨度从春秋早期（郭家庙）到西汉中期（海昏侯），皆为半箱式琴（典型的半箱式琴如图），且基本出土于楚地。而传世古琴，包括疑为北魏时期的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则都为全箱式。二者之间的矛盾如此突出，使得出土的半箱式琴是否是传世全箱式古琴前身的问题，成为一个争讼已久的学术焦点。持“非前身”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原地区另有全箱式“中原琴”以区别于半箱式“楚琴”，只是因为墓葬条件不好没有发现而已。不过，大部分学者都基本同意，古琴的相关考古图像资料也都已证实，古琴至迟在东汉到魏晋期间就已定型为七弦十三徽、与传世古琴一致的的全箱型形制。因此无论是哪一方，都不约而同地在时间上把目光投向这段尚待填补的历史空白期，在空间上投向中原地区。不论这里出土何种琴器，都有可能使得学术观点的天平倾侧。

 

马王堆汉墓出土七弦琴

 

       因此，得知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透露出此墓有一张“画琴”随葬，难免不让人激动一番。但遗憾的是此墓早已遭遇严重盗扰，如今我们只能空对“画琴”石楬残片和一些无法辨认的漆木器遗迹，留下无限叹惋与想象。

 

M1出土漆木器残片

画琴

 

    郑志刚先生将“…画琴一”释为“描绘在漆器上的一张古琴”，而且这张画在漆器上的琴竟然“还配置有贮琴之囊”，殊为难解。“画”应该是“琴”的定语，用来修饰琴，即有画之琴，而不是有琴之画。古汉语并非没有定语后置的情况，但往往有“之”“者”之类的助词同时出现。此外，该墓其他石楬有大量诸如“墨漆画扶栏”、“赤漆画奏鼓”、“墨漆画箫”、“墨漆画搏具”“墨漆画案”之类的用例，此楬不可能有例外。汉魏漆器多以黑、红二色为主，墨漆画即以黑漆为地绘红色图案。因此李零先生认为残缺部分应为“墨漆”是合理的。

 

    今试以李零先生补缀之“墨漆”“丹缣”二字，裁取其他石楬文字拟合，以一窥全貌，聊补缺憾如下：

 

    古文献中虽然未见“画琴”的记载，但盛加装饰的“宝琴”却并不鲜见。如《古琴疏》：“帝喾之妃以碧瑶之梓为琴，饰以㻬琈宝玉，故名日‘㻬琈’。”又据《西京杂记》：“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螭莺凤古贤列女之像。”以及：“汉高祖入咸阳，周行府库，其异者，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或言《西京杂记》为伪书，但如果结合出土的战汉彩绘琴器实物，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五弦琴，湖北枣阳擂鼓墩一号墓浮雕彩绘十弦琴等，则所记之事未始不可信。与墓葬年代大约同一时期的嵇康（223 -262）在《琴赋》中描绘造琴的情况时就说：“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夔襄荐法，般倕骋神。锼会裛厕，朗密调均。华绘雕琢，布藻垂文。错以犀象，籍以翠绿。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爰有龙凤之象，古人之形。”虽然汉赋的文学语言辞藻华丽，铺陈夸张，但至少客观反映了当时奢华的审美取向。

曾侯乙墓五弦琴（均钟）

 

湖北枣阳擂鼓墩一号墓浮雕彩绘十弦琴

       日本正仓院所藏金银平文琴，表面装饰金银平纹之人物鸟兽草木花纹，璀璨夺目，可与嵇康的描述相印证，可以认为是一件传世“宝琴”的活化石。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是中国唐代（开元二十三年，或贞元十一年）所制；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则认为更可能是北魏时期（435，或495）的作品；郑珉中先生虽然认为是日本仿唐的作品，但也同时指出此琴来源于中国的“宝琴”。李美燕认为此琴确系中国传入，其时间有可能是在南朝刘宋以后，隋唐以前；谢孝苹认为成琴时间更可能在后梁大定元年（555年）。撇开年代争议不论，这一时期存在“宝琴”确是不争之事实。

日本正仓院藏金银平文琴

 

    诚如郑珉中先生所言[6]，“宝琴”应该是相对于没有装饰的“素琴”而言。《礼记、丧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郑玄注：“素琴，无漆饰也。”素琴是丧仪期间除服日君子所御之琴。“素”有纯洁本真的意象。因此《晋书·陶潜传》说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到了唐代，士人们已经不再崇尚“画琴”和“宝琴”这种奢华之风，所弹之琴便都是素琴了。

 

三合金拨

 

    对M1∶337号石楬“三合金拨， / □ □ 自副”试说如下。

 

铜质容器

    李零先生将石楬铭文中的所有“合”字，均释为“盒”。但范常喜先生对此有不同意见[7]。他认为，根据“合”字在石楬铭文中出现的位置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缀于器名之后，一类冠于器名之前。缀于器名之后者应释为“盒”，如“黄、白荆饧各一合”，“墨漆画杨柳粉铫一合”等。而冠于器名之前者应释为度量单位之“合”。《说苑·辨物》：“千二百黍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如“三合银香炉一”，“半合淳金盘、椀各一”之类。

    如果依照范常喜先生的意见，“三合金拨”中的“合”应为度量单位之“合”，约等于60毫升（约一两二）。那么与此对应，“金拨”应该为某种铜质容器。

 

琴拨

    众所周知，古琴是指弹，不用拨子的。但“琴拨”或“琴拨子”这个器物名称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考古界和古玩界所熟知，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 经常出土一种被称作“柄形饰”的文物。这种“柄形饰”或石质，或玉质，形状大体都相同，看去很象某种东西的“柄”，所以被称为“柄形饰”或“柄形器”。其中不少玉柄形器同时也像是缩小的古琴（如图）。李小燕的研究指出，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殷墟发掘者因此称此类玉器为“琴拨”，认为它是用来弹拨琴弦的。直到50年代，考古界仍在编写发掘报告时称其为“琴拨”或“琴具”。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考古研究基础薄弱，定名往往沿袭古董行的俗话，望形生名而已，并无科学依据[8]。因此所谓“琴拨”完全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造”器物。

 

典型的玉柄形器

    然而“琴拨”的发现，尤其是其拥有可上溯到殷商那么悠久的历史，使得琴界不少人深受鼓舞并津津乐道。但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琴拨”问题已渐渐明了。尽管柄形器究竟为何物的争论数十年来从未平息，尽管古琴的造型和审美取向或许受其启发，但它和古琴并没有直接关系却早已成为共识。当代著名古琴艺术家龚一先生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时，也发现该馆仍以“琴拨子”命名柄形器，曾当面予以纠正[9]。

    因此，如果李零先生疑“金拨”为“琴拨”，指的是以上这种考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琴拨”的话，那么就依据不足了。当然，“琴”也可以认为泛指弦乐器，如此一来琴拨可指琵琶、筝或阮的拨子等，则又可以成立。如果进一步结合另一石楬铭文“……□山画筝，/……衣，柙自副”（M1∶198）来看，似乎可以认为是筝用的拨子。但无论如何，最终与“三合”这一量词还是无法联系。

 

葬具

     “拨”也是一种葬具。《战国策》：“弓拨矢钩”。其注曰：“拨，弓反也。又葬具”。又《礼、檀弓》：“废輴而设拨”。郑玄注：“拨，可拨引輴车，所谓绋”。绋为古代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执绋，指送殡：“绋者，所牵持棺者也”（《白虎通》）。因此“拨”又可以释为绋这种葬具，是在下葬时用来牵持棺材的大绳。葬具虽然和随葬品的意义不同，但也并非不会出现在墓中。比如王咸秋认为，该墓另一石楬铭文“绛九流一”，是指丧礼中的九旒之旗，在送葬时作为仪仗旗之用，入圹后放置在墓中[10]。但“拨”如果为大绳，独立则可解，与“三合”、“金”合称则难解，故此说亦似不通。

 

    综观以上三种训释，笔者认为铜质容器更有可能。

 

    如果按照容积约一两二的铜质容器这一思路展开，对“三合金拨”则可以有几种猜想：

 

    1. “拨”疑为“钵”的俗字。“金拨”即“铜钵”。但作为食器的“钵”容积太大，似与此不符。因此可能为“水盂”之类的文房器。但“拨”为“钵”的俗字尚缺乏用例，证据力度稍嫌不足；

 

    2. “拨”疑为“镈”的俗字。但此处的“镈”并非为钟镈之镈，因为后者已经在M1∶111中出现过了：“鑮（镈）钟四，墨〔漆画〕/扶兰（栏）自副”。此处的“镈”应该是农具之“镈”[11]，（诗经：“其镈斯赵，以薅茶蓼”），形如铲子，有一定容积，只不过小型化、精致化后成为生活用具了。

 

西汉铜镈

    考察这种小型的匙勺一类非食具生活用品，民间老一代人都有同时称其为“拨子”的，而其中一些匙勺部分已经没有了容积，成为了铲形。比如中药铺使用的“药拨子”、“药铲子”，茶道用具“茶拨”，文房用品“浆糊拨子”等（如图）。因此，虽然没有在文献中找到“拨”与“镈”通假的用例，但从以上读作（或书作）“拨子”的器具像“镈”之形可以推断，民间以“拨”代“镈”是成立的。如果进一步结合其他石楬铭文中出现的“墨漆画药函”（M1∶152），“药簁”（亦药匣、药箱。M1∶112）和“银小杵臼”（药臼，M1∶281，图77），则“三合金拨”似可释为：

 

“容量为三合的铜质药拨子”。

 

中药房用具铜拨子

浆糊拨子

茶拨子

    3. “拨”或为“钹”之俗字。“金拨”即为打击乐器“铜钹”。铜钹又称铜钹子、或铜钵子，亦称铜盘、铙钹等，以响铜制造，形如圆盘，中央隆起如丸，中心穿孔系以布绳，持拿两片，互击鸣奏。即然其形如圆盘，也可能以容量来区别其大小。但按照东汉大丧的乐器随葬规制：“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埙一，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12]，铜钹并不出现在其中。王咸秋根据石楬铭文所出现的一些儿童玩具及相关历史资料推测，西朱村M1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曹淑和甄黄这两位早殇的孩童[10]。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铜钹”作为一件独立的儿童玩具也并非不可能。

 

    综上，笔者认为，M1：39号石楬所示“画琴”和琴“囊”不仅揭示了汉魏时期以画琴随葬的事实，而且也首次描述了琴囊及其质地和颜色，是一则珍贵的史料。而M1∶337号石楬的“金拨”不可能是“琴拨”，也不因归入礼乐器一类。“三合金拨”更可能是一种铜质容器，具体可能是“容量为三合的铜药拨子”。（完）

2021年11月17日

吴跃华 于 北京

（本文尚未发表，抄袭必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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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咸秋,严辉,吕劲松.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J].考古,2017(07):71-81+2.

[2]李零.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J].博物院,2019(05):6-20.

[3]曹锦炎.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浅析——兼谈石牌铭文所记来自一带一路的珍品[J].博物院,2019(05):21-28.

[4]赵超.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与墓主身份补证[J].博物院.2019（5）:29-36.

[5]郑志刚. 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D].南京大学,2019

[6]郑珉中.论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04):25-36+66.

[7]范常喜.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三合银香炉”小考[J].中原文物,2020(06)142-144.

[8]李小燕. 玉柄形器研究[D].吉林大学,2008.

[9]云浩对话龚一：追寻古琴背后的君子之道http://sino.newdu.com/a/201711/23/7966.html

[10]王咸秋.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J].华夏考古,2021(03):88-93+116.

[1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

[12]刘连香.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讨[J].博物院,2019(05):3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