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铁侠虎啸琴探源

裴铁侠虎啸琴探源

王莉

裴铁侠（1884～1950），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重要的川派代表琴人，先后成立了“律和琴社”“岷明琴社”，并有琴学论著《沙堰琴编》《琴余》等传世。裴铁侠酷爱古琴收藏，稍有积蓄便四处寻访，倾其所有购买名琴。所藏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琴，约30余张。大小雷琴最为珍爱，曾仿制大雷琴，其琴室即为“双雷琴斋”（简称“双雷斋”）。除著名的唐“双雷琴”，今可知者有唐“古龙吟”、宋“竹寒碧沙”、宋“酔玉”、宋“眉山清响”、宋“龙嗷”、元“浮香”、明“引凤”琴，以及裴晓秋先生所述之“诵馀”、“寒玉”琴等，不足10床。其中，宋“竹寒碧沙”、宋“酔玉”、宋“眉山清响”、元“浮香”、明“引凤”琴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宋“龙嗷”琴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唐“古龙吟”流落至上海。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琴19张，继南宋“万壑松风”琴、清初“芥子园主人”琴后，又发现了裴铁侠之“虎啸”琴，使现存可知的裴铁侠古琴又增加了1张，颇为珍贵。此琴，笔者曾有介绍，然其名与承传等皆不详。那么，“虎啸”琴是怎样发现的，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曲折经历，现详述如下。

❖  裴铁侠旧照，时任四川省司法司长

一、 琴体概况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琴，仲尼式，编号6828。通长123.4、隐间113.7、额宽19.5、肩宽20.8、尾宽14.7厘米。肩部厚5.58、岳旁厚度5.33厘米。面桐，底梓，木色褐黄，木质松软朽旧。其形宽大敦厚，内腔空旷。琴面，凸起弧度大，弓圆、壁薄而有挖斫痕。漆色较均匀，无断纹。琴底，稍外鼓，为双层底板。漆色多样，黑褐红等色混杂叠压，可见流水间牛毛断。红色髹漆呈现块状，浮于他色之上，修饰时间较晚。头颈处残断。颈两侧可见木条拼接。颈内可见用于固定的木撑。长方形龙池、凤沼，有竹木贴格。岳山、承露、尾托、龈托等皆红木。焦尾、龙龈紫檀，轸池鸡翅木。雁足构造最为特殊，由柱状乌木与饼形象牙底座镶嵌而成。象牙底座色沉发黄，雁足的时代，应不晚于明。参照雁足用材，此琴弦轸或为象牙。青玉徽（部分遗失），以岫岩玉制成。凫掌后加。天地柱细，色白，木质较新，亦为后加。以琴颈内撑木、琴腹天地柱状态、琴侧拼接木条，以及琴底多样的漆色与断纹等，此琴或曾剖腹修复。双层面板古琴有制，然双层底板者少见。有琴家认为，此琴剖腹修缮时，增加了一层底板而成为双层底板。值得注意的是，双层底板材质松透，纹理相同，皆为梓木，木质、木纹、木色、厚度等一致，其用材或同源，双层底板者是原作还是后加？尚不能肯定。若是原作，在笔者所见古琴中，开创双层底板之先河。其造型宽大，琴面弓圆，配件考究，虽残破朽旧，仍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淳朴与典雅。此琴斫制与后修等特征，为传世古琴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不可轻视。

❖  虎啸琴

二、保存现状

自原陕西省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搬迁至陕西历史博物馆以来，馆藏古琴皆存放于柜架之上，少有关注。2009年，笔者整理馆藏杂项时，取下所有藏琴，去除包装，清理灰尘，对账核实，考察琴体状态等。此琴，颇为残损，现状堪忧。琴体各处状况多多，如颈部残断、琴侧破裂、琴面漆膜脱落翘起，以及琴底之漆色多样，且有叠压、挖凿填补等等。琴颈处断裂，导致琴头与琴身脱离分开，断面对接处可见白色的粘合物，同时以丝弦捆绑；颈侧可见木条拼接，拼接处破裂，琴颈内可见木撑散落，木撑之上下面皆有胶状物残留，应为加固琴颈之用；琴面褐色，局部泛黑，有少许红色块状的修补痕，琴面漆膜脱落翘起，露出大面积的木质胎体；与琴面相较，琴背漆膜脱落较少，但漆色复杂，黑褐红等色叠压混杂，并有流水间牛毛断，颇为古旧。

此琴之原始铭文分别位于琴底颈部中心，以及龙池两侧，皆被后髹漆层覆盖，或被凿挖填补后隐去。颈部中心长圆形区域内色淡，与周边各色混杂的漆色不同，呈浅褐色，并有横向的间距不一的断纹，纹理散乱且不规则，与周边均匀有致的自然断纹相异。参见馆藏南宋“万壑松风”琴颈部特征，“断纹有割裂，字在髹漆层下”，故此琴底颈部应有铭文。以古琴铭文规范，颈部铭文多为琴名。其痕迹范围判断，琴名或二字或三字。红外摄影显示，颈部中心区域呈色浅淡，自成一体，与目测结论一致，但红外拍摄仅有局部色差，文字不显。龙池两侧有长条形灰色痕迹，为挖凿后填以瓦灰等物质所致，因凿挖、填补等人为干预，铭文无从辨识。依挖凿填补范围的大小，左侧铭文字数较多。沼池改短，多余处填以瓦灰。纵观琴体各处，此琴被多次修缮，如剖腹、重新髹饰、补漆等。颈部残断，漆膜脱落尤甚。此琴残损或人为外力所致，其受伤后的应对，也颇为简单。如用石膏等物粘接断面，以原琴丝弦捆绑固定等手法粗糙，非专业人士所为。

❖  虎啸琴颈部

三、琴名由来

上述可知，因后修等人为干预，琴底颈部题铭，即琴名不显，借助相关科技手段，仍难以辨认。故探知琴名，需另觅它径。查询来源，乃为“1950年，李璠捐献”。现状栏目内标注为“残缺”，表明此琴为李璠于1950年所捐。捐琴时，琴体就已残破。李璠（1914～2007），裴氏古琴的继承人，于1939年四川成都读书期间师从裴铁侠学琴，得授《高山》《流水》等曲，后裴铁侠孙女裴晓秋又师从李璠学琴。那么，捐献者是否就是裴铁侠之弟子李璠，而不是同名者呢？1950年，李璠到过西安吗？把琴捐献给成都，岂不更为方便？若真是裴铁侠弟子李璠所捐，此琴又会不会是裴铁侠赠送其弟子李璠之物呢？诸多问题萦绕，多方打问，谜底难寻。

2017年，笔者受邀参加台湾日月潭举办的2017年“‘古琴、音乐美学与人文精神’跨领域、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偶遇香港琴家苏思棣和四川琴家罗乐，他们认为捐琴者不可能是同名者，应该就是裴铁侠之弟子李璠。之后，在青年琴家罗乐的帮助下，笔者联系到了裴铁侠之孙女裴晓秋。裴老师热情谦逊，告知笔者确有此事，并找出李璠赠书籍《吴门琴韵》。此书是1996年9月为纪念《吴门琴社》成立十周年而编印。《吴门琴韵》中刊发了李璠文章《忆学琴》。文曰：“1950年余应聘出川，51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工作。”又云：“学琴时期，铁侠师遗一明琴，名‘虎啸’，莹堂师赠一元琴，名‘震动万物’。出川时‘虎啸’琴在车上被乘客挤压毁，送存西安博物馆。‘震动万物’则安然无恙。”1950年，李璠乘车出川，随身携带了两位恩师赠送的两张古琴，因行李过大，乘客拥挤，形体较长的“虎啸”琴，便遭到了冲击撞压，从而导致颈部断裂，漆膜脱落，残损不堪。《忆学琴》所述之捐琴人，以及捐琴时间、地点、现状等皆与此琴来源信息吻合，同时该文还指出了琴名、时代与渊源等。至此，馆藏6828号古琴的承传脉络基本梳理清楚。1950年，李璠携琴乘车前往北京应聘，途中“虎啸”琴遭遇意外。为保全此琴，沿途就地“送存西安博物馆”。可以肯定，馆藏颇为残损的仲尼琴，就是裴铁侠赠送其弟子李璠之物，即《忆学琴》所述的“虎啸”琴，受损原因与现状考察预测结果相符。

“虎啸”琴送存之“西安博物馆”，时称“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1955年，该陈列馆更名为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虎啸”琴随同其他可移动文物搬迁至陕西历史博物馆，随后束之高阁。自1950年捐献此琴后，李璠再无缘相见，甚是遗憾。此琴时代，来源账册记录为“清”，李璠《忆学琴》曰：“明琴”。其形敦厚，琴面凸起弧度大，琴底稍外鼓，琴背可见流水间牛毛断。以形制，金蔚认为有“宋琴”特征。李璠鉴定资料中亦有宋琴之问。由形制、断纹，以及李璠所记等，馆藏“虎啸”琴的时代非账册所注之“清”琴，其时代应不晚于明。此琴之断代，另文探讨，此处不予赘述。

❖  虎啸琴颈部

四、师徒琴缘

裴铁侠，原名玉鸶，字雪琴，又名裴钢。曾两度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改名裴铁侠，曾参加孙中山等组织的同盟会。1912年毕业后回国就职，先后出任四川司法司司长、下川南道观察史、东川道道尹、任四川内务司司长等职。1915年，裴铁侠担任北洋政府内务部顾问，然国事难为，前途暗淡，故习琴于北京。同年9月即辞官返回成都。回川后，向琴家张孔山求教，勤于操缦，潜心研究，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成为当地有名的古琴演奏家和学者。他以其精湛的琴艺、深厚的学识，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广交琴友，组织雅集。于1937年和1947年两度成立了“律和琴社”与“岷明琴社”，交流琴曲，品鉴名琴，对西蜀古琴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并与琴学泰斗査阜西和琴家胡莹堂来往密切，在全国古琴界也颇具声望。裴铁侠留学日本，立志报国，然为官仅有四年便隐居家中，而专注古琴，却是他终生的事，甚至是要用生命来捍卫的事。1950年“土改运动”，裴家划为“大地主”“大官僚”。土地田产没收充公，饱受批斗和人身欺凌，全家人只能依靠典当衣物及藏品维持生计，其子女的境遇也颇为坎坷。面对变革与冲击，深居简出的裴铁侠恐惧失落。他认为日趋严峻的态势危及到了视若生命的“双雷琴”。或许“玉石俱焚”方能保全尊严。1950年6月，夏日的某个夜晚，“裴铁侠与继室沈氏取出双雷琴，带着无比的愤怒和极大的痛惜，夫妻相与捶碎而毁之，然后同服安眠药双双自尽。”于书案砚台之下留一纸遗嘱，上书“本来空寂，何有于物。去物从心，立地成佛”16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批注：“大小雷琴同登仙界，金徽留作葬费，余物焚毁。铁叟笔。”裴铁侠夫妇自杀后几天，其家人便接到了时任中国民航顾问査阜西从北京发来的电报，邀请裴公携带“双雷琴”赴北京参加古琴研究工作。然造化弄人，人与物俱损，悲剧无法挽回。裴氏夫妇以身殉琴，其文人正气与爱琴如命的烈性节操，犹如嵇康之广陵绝响，震撼世人，至今仍是人们不愿提及的伤痛。

李璠（1914～2007），湖北大悟人，川派古琴家，植物遗传学家。1939年秋，李璠就读于四川大学农学院，因喜好琴音，欲寻师学艺。由师兄卓希钟（经营成都琴铺，亦善斫琴）引见，得拜裴铁侠为师。裴铁侠时有四名弟子，李璠年幼。抗战期间，裴铁侠居乡间住所“沙堰子”。每逢星期日，李璠与诸师兄同往，听琴受教。裴铁侠崇尚明代大琴师严天驰的琴学主张，指法清微澹远，古朴自然，闻声盾韵，如入洞天。喜弹古调，常弹琴曲有《高山》《流水》《秋鸿》《胡笳》等30余首。其手写刻本《沙堰琴编》仅收录其代表琴曲。裴铁侠对李璠谆谆教导，殷切厚望。时要求：坐必正，气必端，态（神）必安，手挥目送，可以养生，可以尽年。常教诲：琴为载道之器，旨在修身养性，取天地中和之音，陶冶情志，消除尘愚，思清入静，静则生慧。总告诫：弹琴之要重在认谱、打谱，求得字正腔圆，如闻钟罄，令人整肃，思勿邪，切莫追求时尚，攀比好听。裴铁侠为人大气开明，常设宴款待琴友，鼓励弟子向其他琴家学习。1941年春，裴铁侠引荐琴家胡莹堂。云：“胡老师，査阜西先生好友，皆当代琴学大师，今后希多请教益。”之后，李璠穿梭于裴铁侠与胡莹堂两位先生之间，求教琴艺。从裴铁侠学得《高山流水》，从胡莹堂学得《鸥鹭平沙》，而《潇湘水云》则融合两家指法与韵味。因胡莹堂，李璠又得识査阜西、徐元白等多位琴家。李璠牢记裴铁侠的教诲，汲取各家营养，定心研习，得弹琴曲13首，又自定计划，欲学《秋鸿》等大曲，时在建国之前。建国后，李璠赴北京就职，常参加北京古琴研究会活动，遂向査阜西等先生学琴。査阜西怜惜裴铁侠早逝，“一代琴宗”竟无录音，对外声称李璠乃裴铁侠唯一弟子，并向吴景略、管平湖等先生称赞李璠之《高山流水》有“裴味”，勉励李璠将“裴学”继绝传后。可见，古琴界对裴铁侠之尊崇与惋惜。

因了琴音，李璠与裴铁侠结缘；因了裴铁侠，李璠与古琴相伴。李璠学琴于裴铁侠，后求教于胡莹堂。就职北京后，又受教于査阜西，其恩师皆为琴坛大家，琴缘可谓厚矣。李璠淡定宁静的谦谦君子之态，皆由裴铁侠之琴学而来，正所谓：琴“可以养生，可以尽年”。裴铁侠与李璠由师徒而为朋友，常因思念，期许相见；又因分离，辗转难眠。李璠作《怀琴师诗》，裴铁侠亦赋诗安慰。裴铁侠、胡莹堂、李璠三人，两老一少，久别重逢，欢喜若狂，以琴结为忘年交，视为知己，宛若伯牙与子期之相遇。恩师之念，古琴之恋，永不能忘。1992年与1995年，李璠两次赴成都参加古琴学术讨论会。奏《高山》以怀裴铁侠，奏《平沙》以纪胡莹堂，宁静淡泊，荣辱不惊。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联谊中心于北京举办活动，庆祝“古琴艺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李璠作为“中国古琴非物质文化承传人”参加，弹奏的琴曲仍为《高山》与《平沙》，此时李璠已90岁高龄。星火承传，后继有人。为琴学之发扬，李璠先生不遗余力施教与后学。师从李璠学琴的杨露、裴晓秋、全美荣等诸位先生，皆能弹奏裴铁侠之《高山流水》与胡莹堂之《平沙鸥鹭》。2003年，古琴“申遗”后，得到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先贤的基础上，古琴之研究与推广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裴铁侠琴学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李璠从师裴铁侠学琴主要是在40年代。1949年秋，律和琴社琴友，包括裴铁侠、李璠等14人相聚于成都望江楼之崇丽阁，以谈琴事为主（此次琴会由李璠接待）。这是律和琴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也是律和琴社的最后一次活动。1949年12月开始，裴铁侠常被批斗，精神一度跌入低谷。1950年6月，裴氏夫妇就与大小雷琴同去。期间，裴铁侠曾找过李璠，因繁忙而未及时沟通，“竟成永诀”。由是，裴铁侠赠送李璠之“虎啸”琴，最晚应在1949年12月前后，或于1949年秋律和琴友相聚之时。以琴名，“虎啸”与“龙嗷”似为相应，将“虎啸”赠与李璠，“龙嗷”则留身边，各留念想，寓意深远。1950年，李璠出川赴北京工作，随身携带着裴铁侠与胡莹堂两位恩师的赠琴，然裴先生所赠之“虎啸”琴被挤压残损，沮丧之情难以言表。面对“虎啸”琴的遭遇，李璠没有放弃，而是寻求妥善的保护，为古琴之复兴，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自“虎啸”琴捐献后，李璠再无缘相见，亦为憾事。2017年，笔者发现馆藏“虎啸”琴的真实身份时，也与李璠去世相差了整整10年。

五、余论

古琴之起源，有伏羲说、神农说等等。琴式也有以圣人命名者，如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等。春秋战国时期，古琴在文人阶层已很时兴了，魏晋时期的古琴也与现存唐宋古琴相差无几了。可以说，古琴发端于三皇五帝，发展于战国秦汉，成熟于魏晋南北朝，至今延绵不绝。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古琴不仅是文人必修的一种乐器，也是其人格、情操与修养的象征。然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政治、经济、地域、交流等因素，古琴的发展起落不定。莫高窟中唐第154窟树下弹琴图、酒泉枣园西沟一号墓出土模印弹奏砖等出现了古琴倒置、人物错位的现象，其画面与实际弹奏方式相反。也有琴筝不分的状况出现。敦煌佛爷庙湾第133、37、39号西晋墓中各发现一组伯牙弹琴与子期听琴图，琴体倒置，形似古筝。可见，画师等对古琴的认知，仅仅是一个程式化的概念。裴铁侠“虎啸”琴之沉浮，也基本勾勒出了建国至今的古琴发展脉络。不管历史背景如何，古琴蕴含的强大的人文精神，是其赖以延续的原动力，具体表现在琴人、琴器、琴曲等方面，一如裴铁侠、李璠，以及他们友谊的见证者“虎啸”琴。自2009年，笔者整理馆藏古琴，与“虎啸”琴相遇相知，也是一种缘分。古琴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仅以此抛砖引玉，寄望于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