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归档： 2019

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一度濒于绝灭的危机。清末琴家杨宗稷不无慨叹地说道：

明以后至今三百年名公巨卿以琴名者无一人焉，抱残守缺仅二三十位布衣之士，何由提倡风雅乎？光宣之际朝廷大祀典礼太常乐部设而不作，用小麻绳为琴瑟弦以饰耳目，礼坏乐崩于斯为极！琴师黄君云邀游南北三十余年，所见安弹旧谱不恃传习能否得谱中精意者才六七人。吁，可以观世变矣！①

其时，各地琴人出于对古琴“恐将淹没”的担忧，先后组织成立古琴社团，或举办琴会雅集，致力于琴学的交流、研究与传承。早在1911年，川派琴家顾隽、顾茕兄弟在长沙成立“南熏琴社”；1915年，广陵派琴家孙绍陶在扬州成立“广陵琴社”；1916年，在山东济南，诸城派琴家王露成立了“德音琴社”；1917年，湖南琴人彭祉卿与顾隽、顾茕兄弟在长沙成立“愔愔琴社”；1918年，顾隽、顾茕兄弟与彭祉卿等又在山西太原成立“元音琴社”。但这些琴社参与的人并不多。直至民国初年，在当时一些富商巨贾的推动下，全国相继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琴会，分别为苏州的“怡园琴会”、上海的“晨风庐琴会”及北京的“岳云别业琴集”。在民国时期古琴音乐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怡园琴会”是在1919年8月25日，由苏州盐公堂大盐商叶希明出资，在苏州举行。会期一天，会后他们用木板刊印了一个很详细的记事专辑，即《怡园会琴实记》，补充了会前会后的许多资料。

怡园琴会之后，在北京，由琴家杨宗稷发起，虞和钦、杨葆元、李伯仁、释明净等参加，在南城“岳云别业”举行了较大的古琴雅集。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岳云别业琴集”的记载甚少，相关琴事亦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北京“岳云别业琴集”缘起、琴事活动、“岳云别业琴集”与“九疑琴社”的关系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1920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四日），九疑派琴家杨宗稷在北京岳云别业举办首次“岳云别业琴集”②。之后，前后共举办了七八次，参加者有杨葆元、李伯仁、释明净、虞和钦、张友鹤等。杨宗稷在京师之所以能以琴广交诸方，“岳云别业琴集”在其中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缘起又和杨氏与清末名臣张百熙、军机大臣朗贝勒、红豆馆主溥伺之间的交游有着极深之关系。

杨宗稷（1865—1933），字时百，亦作诗伯③，号九疑山人，湖南宁远人，清末贡生。在家乡曾学过琴，到北京后又继续向黄勉之学琴。晚年在北京设“九疑琴社”传琴，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曾从其学，其子杨葆元亦能琴。其弟子中知名的还有李静（伯仁）、关仲航等。对于杨时百的琴学贡献，查阜西曾言：“三十年来，时百琴艺曾独步燕都，又复集成巨著，琴弟子满天下，琴坛己许为一代宗师。”④

图1   杨宗稷⑤

“岳云别业”地址经笔者多次查证，当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55号，即原“岳云别墅”址。这本是一幢座北朝南的西式小楼，一楼东头一间，拱卷门洞，石头台阶，门南边为野地，门口上方有嵌在墙里的“岳云别墅”匾一方。1919年7月10日，由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亦曾在这里开会。1920年，会员邓中夏、袁同礼、李大钊等曾来此庆祝学会成立一周年并合影留念。只惜现已被拆。

经笔者查证，岳云别业原是为纪念清末名臣张百熙而建，因张百熙家有藏书处“岳云楼”，故名。而“岳云别业琴集”缘起，也与张百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2  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⑥，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四川、广东等地学政或主考官，后又入朝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管学大臣、邮传大臣等要职。在任管学大臣时，曾受清廷指派，主持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事务。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同年七月，张百熙亲自主持拟定一套《钦定学堂章程》（因时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经清廷批准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正式颁布执行，开创了中国近代正式确立新式学制的先河，而“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⑦。鉴于教习人才的缺乏，张百熙还选派四十余人赴欧美日本留学，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由此开始。

在人才选用方面，张百熙认为“此次奉旨切实举办，自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他曾跪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⑧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1840—1903）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张百熙奏派于式枚（1853—1916）为总办，张鹤龄（筱浦）为副总教习。为使新学能在京师大学堂顺利传播，张百熙聘请了维新派人士严复担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大学堂，如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诒］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有着开创性的贡献。⑨而杨宗稷在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之初，即被聘为“支应襄办”。

据王式通⑩《琴话序》：“有清光绪辛丑，长沙张文达公兴学京师，杨君时百与余应公招致，同居横舍。治事之暇，辄纵谭今古。嗣设总理学务处在东铁匠胡同，君与余从公其间者又三年。”⑪

王式通是光绪戊戌科进士，一生著作等身。其时和杨宗稷一起在京师大学堂共事。很多年以后，杨宗稷路过北京大学，不胜感叹，作有《弹琴感事诗》，回忆当年在“京师大学堂”工作期间的事情，多次书及他与张百熙的情谊：

辛丑冬月，长沙张文达公以工部尚书奉命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公派予为支应襄办，移居大学堂，迄甲辰春（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乃迁铁匠胡同学务处，今琴室即予当时所监修者。 ⑫

张文达公欲派予为大学堂支应副提调，予以无官辞。公改为襄办，与总办于京卿式枚诸人同时奉派。到堂之日，声明平等观。知己之感，没齿不能忘也。⑬

杨氏仅为清末贡生，但张百熙不计履历，对杨氏提拔有加，且对其与王式通等进士一视同仁，致杨氏一生感念其恩德。但杨宗稷从未为官，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大学堂“支应副提调”⑭之职而推辞，其人品之谆厚可见一斑。张百熙逐命其担任“支应襄办”一职，即协助管理京师大学堂的财务收支。杨氏任襄办时之工作，《琴学丛书》中也有记载。如：

予与支应提调绍员外英办理大学堂报销，涓滴归公。或谓银行往来，尚有小五成回扣，文达公亟函令予与绍员外澈底根究，即由管学大臣函询银行，复称并无是例，其事乃寝。⑮

又如：

前大学堂岁费，由华俄银行五百万股金内提息金廿万充之，接办时已支罄，予与沈舍人尽一夕之力，代文达公拟奏，请将历年余廿余万金，并以后每年五百万之息金，尽归大学堂，奉旨依议。迄于辛亥，学部赖之。⑯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其时，清廷谕曰：

……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著赏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名，即时前往奠祭。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赏银二千两……子江苏试用道张振镛，著以道员即补；……其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用示篡念荩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谥“文达”。

张百熙去世后，“京师大学堂”的各级官员、教师、学生以及张百熙的故旧、亲戚、僚友、各省督抚，酬款七千两银子，拟于“京师大学堂”铸铜像以示纪念。后因看到张百熙身后家境清贫，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以养遗属。不久，“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乾没。至辛亥（1911）春夏间，铸造铜像一事看来无成，于是便商议在北京城南购地，略筑园亭，名曰“岳云别业”。馆内悬挂张百熙巨幅遗像，并陈列其各种文物和遗物。之后，每逢清明或张百熙生卒日，便“设公祭于中，凡与文达有旧者，皆得往祭，十余年如一日。”⑰

由于杨宗稷与张百熙不仅同为湖南同乡，且其一生尽得张氏之助。杨宗稷每年也去“岳云别业”弹琴祭奠张公数次。杨宗稷曾在其诗中写道：“绝调孤弦不自禁，牙琴千古少知音。成连何处钟期死，流水高山识此心。”⑱又云：

自文达薨后，予以郎官浮沉邮部，三年无寸进。因托于琴以自遣，至今未尝辍业，且以琴为业，竟以琴名，未始非公赐也，亦所以报公也。⑲

另外，由于张文达以吏部尚书管理京师大学堂期间，同时兼管宗室觉罗八旗学堂。期间，曾奏派清末军咨处大臣毓朗贝勒为八旗学堂总教习，杨宗稷亦奉命任京师大学堂的支应襄办，故杨宗稷与毓朗贝勒间亦有岁时宴游往来之雅。

爱新觉罗·毓朗（1864—1922），即多罗敏达贝勒，号月华。乾隆帝长子定安亲王永璜之五世孙，定慎郡王溥煦之次子，是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的亲信。辛丑后封镇国将军，称为毓将军。光绪三十三年（1907）袭贝勒。历任巡警部（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宣统二年（1910）七月，授军机大臣。宣统三年（1911）四月，改授军咨大臣。辛亥革命事起，参与宗社党活动。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二十六日(12月14日）卒，谥曰敏达。

图3  爱新觉罗·毓朗（1864—1922）

图4 杨宗稷旧藏“彩凤鸣岐”琴（浙江省博物馆藏）

庚申（1920）农历二月十七日（4月5日），时值清明，毓朗贝勒亦赴“岳云别业”奠祭张百熙，进门后遇杨宗稷正用“彩凤鸣岐”琴弹《平沙落雁》曲，其声疏落，异于时曲。毓朗贝勒见此琴，说：

余家有古琴，制独钜，朱漆斑剥，声沉着，不似他琴作三弦音者。背镌刻“彩凤鸣岐”四字，琴身中镌“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庚子之乱，此琴并抄本《邻鹤斋琴谱》皆为人掠去。⑳

当朗贝勒说起这些的时候，杨宗稷惊曰：

曩从一小女子手中购得一琴，即雷威也。㉑

事后，杨宗稷嘱毓朗贝勒书其事为成七古一章以纪实，其歌曰：

年年清明风似虎，通衢僻巷皆尘土。今年有雨湿京尘，且喜新晴日卓午。

呼僮整驾出南郭，文达园林寻夙约。下车一拜旧知音，廿载交情浑如昨。

相公门下多正人，不以存亡失其真。闻道年年逢此日，双鸡斗酒来重陈。

座中忽有弹琴客，四海知名杨时百。援琴三鼓有余哀，别有伤心托弦索。

先生弹罢询邦族，故园劫后余松竹。当年有琴名雷威，庚子兵荒失不复。

先生大笑出一囊，朱漆赫然四尺长。背记雷威唐时制，鸣岐彩凤声悠扬。

我持此琴三叹息，人失依旧为人得。曾存定府先人言（余家旧藏书画珍玩多有钤先祖曾存定府行有恒堂章者，概达观也），始信成亏两无惑。

临分珍重不忍遽，敢以一言相委付。天下纷纷多伟人，莫教大力负之去。㉒

之后，毓朗贝勒又给杨宗稷来信：

自清明岳云别业一听颖师琴，忽忽四月矣，胸次芜杂，迄未为雷威一证所由来，有负尊嘱。昨偶成七古一章，适后斋上公云日与先生挥尘清谈，已烦其转呈有道矣。日内后斋代呈时，望指其纰累而教之也。㉓

毓朗贝勒信中的后斋上公乃是溥侗，初封镇国将军，常称侗将军，别号西园主人、红豆馆主。其父载治是隐志郡王奕纬（道光皇帝长子）的嗣子。溥侗通晓音律，精于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家中富有，再加本人悉心研究，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后又得黄勉之指授，复精琴学，家中藏琴颇丰。

杨宗稷《藏琴录》曾云，庚申（1920）以后，“岳云别业”常开琴会，最多时达七八十人。这与溥侗的“相与提倡”是密不可分的。另据李静《祭九疑先生文》所述：“十余年来，常集琴会于故都之岳云别业、北海公园，前后凡七八集，皆先生倡之，为民国盛事。”㉔

从1911年“岳云别业”建成以后，杨宗稷每年于清明或张百熙生卒日，赴“岳云别业”弹琴祭奠，以示怀念。1920年（庚申）农历三月十四日（5月2日），于“岳云别业”举办琴集，此为民国以来，北京琴会之始，亦即“岳云别业”首集。㉕

是日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莅会者五六十人，颇极一时之盛”。其中，岳云琴会会员约有15人，均携琴，并在雅集中弹琴㉖。这15人为：杨宗稷、杨葆元、廖维勋（允端）、周景墀（季英）、常毅箴（国宪）、释明净（逸梅）、章曼仙（华）、刘崇佑（崧生）、冯恕（公度）、黄中（则均）、葛成勋（竹书）、李毓麟（伯仁）、陈筑山（为藩）、溥侗（西园）、袁毓（支数）。除以上琴人外，参加演奏的尚有葛箴慧、谭步溟（邦翰）及北京大学的张友鹤、夏茀常。曲目如下㉗：

以上有15人为琴会会员，加上北京大学的张友鹤、夏茀常和女来宾葛箴慧，共有18人参加演出。其间“拂弦奏曲，古音铿然，四壁皆静”，聆听者欢欣鼓舞、心畅神怡。演奏的曲目以古琴合奏为主，另有古琴独奏、琴箫合奏、笛箫合奏。此次雅集中，葛箴慧的《流水》，其指法谨严有度，技术亦十分纯熟。至于杨宗稷的《秋鸿》独奏，据谭邦翰所述，“偌大琴曲，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系真有精严独到处”㉘。古琴合奏曲中，又以《平沙》和《渔樵》最为齐整。与会的琴友，还携带各有自珍藏的古琴，其中不乏唐宋元明各代名琴。如杨宗稷的“彩凤鸣岐”“鸣凤”“谷应”。而“松石间意”一章琴，乃杨宗稷据宋宣和府名琴仿制。另外，溥侗所携为“月明沧海”琴，常毅箴携元代朱致远制“秋塘寒玉”琴，廖允端携明代益王“南熏”琴，李伯仁携“天籁”琴，冯公度为“太古遗音”琴，等等，可谓“空桑之美，峄阳之奇，荟于一堂”㉙。

此次琴集之后，于1921年、1922年又续开了二次。至1923年（癸亥）农历4月26日，举办第四次雅集。

图5  北京“岳云别业琴集”图，1923年4月26日摄㉚，杨宗稷（前排左四）、张友鹤（前排左一）、杨葆元（后排左一），释明净（后排左四）

这次雅集参加的人有杨宗稷、虞和钦、周季英、常毅箴、金致淇、释明净、李伯仁、杨葆元、张友鹤、张荫农、廖允端、葛竹书、刘崧生等。

与首次琴集相较，参与的琴人中，多了虞和钦、金致淇、张荫农诸人。其日大雨，雷电晦冥，但赴会者依然达六七十人之多，其中有从天津等地赶来的外地琴友。案上放着30多张古琴，皆为唐宋元明时的佳品，另外还有杨宗稷、虞和钦自制的古琴。

雅集以古琴合奏和独奏为主，依次弹奏了11个传统琴曲，均“大雅中和，各尽其妙”。㉛

开始的第一曲是由杨宗稷、杨葆元、周季英、释明净、常毅箴、廖允端六人，古琴合奏《渔樵问答》。其“曲度既匀，节奏同检，合琴而臻此境，至为难能可贵”。㉜

接着由来宾吴基西、周语琴、吴竹仙三人也是合奏《渔樵问答》。吴基西系闽派琴人，所弹《渔樵》则与前调不同，别有风味。

二曲弹完，风散云开，天气清朗，于是来会琴人合影留念。休息片刻后，又开始琴会。接着由杨宗稷、释明净逸梅、张友鹤、张荫农、廖允端五人古琴合奏《水仙操》。

第四个弹奏的是李伯仁、杨葆元古琴合奏《秋鸿》，淋漓悲壮，一气呵成。午前，虞和钦和杨葆元也曾合奏《秋鸿》。《秋鸿》是古琴中仅次于《广陵散》的第二大曲，又被《五知斋琴谱》列为五大曲之一，其合奏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由张荫农弹《高山》《流水》。

第六是杨宗稷弹奏《渔歌》。杨宗稷的《渔歌》传自其师黄勉之，其“会精聚神，天衣无缝。《五知斋》所谓声声抑扬。飘飘欲仙，直欲驾黄勉之而上之。”㉝

第七是虞和钦弹奏《空山忆故人》。虞氏下指谨严，曲中极尽缠绵绯恻之致。

第八是释逸梅、常毅箴合奏《四大景》。

第九是吴淑班女士弹奏《平沙落雁》。

第十是吴基西弹奏《风云际会》。

第十一是杨宗稷、李伯仁、周季英、释明净、杨葆元、金致淇六人合奏《平沙落雁》。

最后一个则是杨葆元弹奏《潇湘水云》。㉞

杨宗稷百所主持的“岳云别业琴集”，以及后来的“九疑琴社”，是民国以来，北京琴会之始，在琴界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从其时间来看，“岳云别业琴集”在前，“九疑琴社”在后，均为杨宗稷所创。

据《今虞琴社社启》云：“岳云九疑树帜于燕京（杨时百乾斋乔梓及李伯仁、刘蕙农诸先生既为岳云琴集，复立九疑琴社）。” ㉟

从上文亦可知岳云琴集与九疑琴社之前后关系。

又据杨氏弟子李静（即李伯仁，又号玄楼）有诗《柬今虞琴社》云：“止息人间一息胎。岳云断处九疑开。虞山有幸传今古。为寄天书百卷来。”㊱其诗后有注云：

故都琴集，近数十年来实始于黄勉之先生之广陵正宗琴社，而九疑山人继之以岳云别业雅集，未有社名。十年前始以九疑名社，今亦风流云散。睹今虞琴社之盛，真有有幸有不幸之感。因寄天书，吟诗并叙及之。㊲

从上文可知，北京琴集始于黄勉之的“广陵正宗琴社”。杨宗稷在北京“岳云别业”举办过七八次琴集，但未设琴社。直至杨宗稷去世前十年的某年元宵，才设“九疑琴社”，并“公推先生为社长” ㊳，继续琴集。

“九疑琴社“社名之缘起，因杨宗稷号“九疑山人”，故名。而“九疑”之名。则与梁朝隐士、《碣石调·幽兰》传谱者丘明有关。对此，杨氏弟子李静在《祭九疑先生文》中有述：

能尽雅琴，于今有几。丘公后身（黄勉之先生尝谓先生为丘公后身，丘公晋时人善琴，亦隐居九嶷山）先生独伟，操成残形，材辨焦尾，抚弦安歌，感泣神鬼。春秋佳日，会以文友。㊴

至于九疑琴社之所在地，据杨葆元弟子吴冠周《琴话》所述：

岁戊辰，余负笈陆军大学。暇过琉璃厂，与卖琴者偶谈，得悉湖南杨时百先生为当代琴家，其品性高介，不交凡俗。能操缦者，即可视为知音已云。……每日课余，必偕同学黎君伯豪、温君岂凡、余君述虞、李君廷铨，忍饥至宣外丞相胡同九疑琴社就学于乾斋世兄。㊵

可知其时戊辰（1928），九疑琴社的活动地点为杨氏府上宣武门外丞相胡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十五日，杨宗稷病逝于北京丞相胡同舞胎仙馆旧居，灵历法源寺。次年元月二日，归葬于西山之原。㊶此后，“九疑琴社”活动终止。

在民国风雨飘摇之际，杨宗稷在京师先后创办“岳云别业琴集”及“九疑琴社”，以琴会友，传授琴学，交流琴艺，并使其有“和平中正之音”㊷，对于弘扬古琴，推动其后各地琴社的活动，有着积极的意义。

①杨宗稷：《琴学丛书·琴话》，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1989年。

②谭邦翰：《琴会记事》，《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第1页。

③据北京大学堂编纂《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执事题名”一栏云：“杨宗稷，诗伯，贡生，湖南长沙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调查，1903年刊印。

④查阜西：《〈幽兰〉古调之初探》，载《查阜西琴学文萃》，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⑤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散馆，授编修。其后先后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学政、四川乡试正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江西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零七·志八十二·选举二·学校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30页。

⑦张百熙：《奏举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折》，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

⑧张百熙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主要散见其奏折，《清史稿·艺文志》有《张百熙奏议》四卷，另有《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传世。

⑨王式通（1864—1931），又名王仪通，字书衡，山西汾阳人，原籍浙江绍兴。光绪戊戌科进士，历任编书局、学务处等职。1906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内阁中书，调任刑部山东司主事、安徽司员外郎、大理院推事、大理院少卿等职。自著《志盦诗文集》《刑法志》《邦交志》《弭兵古义》，修撰国史、清史，四库书目等，又从徐世昌撰辑《清学儒案》《清诗钞》等。其一生手不释卷，精于法律、历史、地理，民初之中小学地理课程为其手泽。1931年10月病逝于北平（引自黄美真、郝盛潮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王式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5—476页）。

⑩王式通：《琴话序》，载《琴学丛书》（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页。

⑪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问答》卷后，见《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9页。

⑫于式枚（1853—1916），清末官员。字晦若，贺县（今贺州）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兵部主事。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因得皇族和顽固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稳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1916年移居上海病卒。

⑬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问答》卷后，见《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0页。

⑭提调：清末各新设机构常置此职，系处理事务的高级人员。

⑮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问答》卷后，见《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⑯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⑰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⑱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⑲杨宗稷：《弹琴感事诗》，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1页。

⑳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㉑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㉒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㉓杨宗稷：《藏琴录》，载《琴学丛书》（第11册），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㉔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㉕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㉖据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为首次琴集“莅会者五六十人”，但弹琴的人据谭邦翰所写《琴会记事》，当为十余人，见《音乐杂志》1920年第1卷第3号，第1页。

㉗本表据谭邦翰所写《琴会记事》编成，原文载《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第1页。

㉘谭邦翰：《琴会记事》，《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第1页。

㉙谭邦翰：《琴会记事》，《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第1页。

㉚今虞琴社编印：《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4页。

㉛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㉜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㉝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页。

㉞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3—14页。

㉟《今虞琴社社启》，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218页。

㊱玄楼（李静）：《柬今虞琴社》，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6页。

㊲玄楼（李静）：《柬今虞琴社》，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6页。

㊳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㊴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㊵吴冠九：《琴话》，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19页。

㊶李静：《祭九疑先生文》，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307页。

㊷碧窗里人：《北京琴会岳云别业第四集纪事》，载《今虞琴刊》，内部交流资料，1937年，第14页。

图文编辑：胡浩琳（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