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火焦桐韵本悲 · 忆王迪先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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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北京城里飘动最多的声音还是古老的弦索。那时，街道上刚刚开始飘过“学堂乐歌”和“时代曲”，但人们最常听到的还是戏园子里的京韵和戏腔。当然，那时也没有地铁，走街串巷的是除了现今“胡同游”的旅游地界其他地方已经难觅踪影的黄包车。王迪就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一、天上飘来一声凤鸣
1923 年 10 月 26 日，王迪出生于北京。这位熟悉北京城里各种音响的女孩，却只对一种声音着迷。1936 年，13 岁的王迪，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管平湖的古琴，潜藏于根性中的听辨定位，就被这种随着清王朝覆灭而不再时尚的声音吸引住了。人的天性总要在一个早晨醒来，这个女孩之于古琴，可以用得上“价值直觉”这个现代概念，即在几乎还没有懂得其中价值的时候就先天地认准了这个方向，而这种选择恰恰是历史希望这个人承担七个人使命的方向。浅白地说，这就叫“命中注定”。其实，选择的背后，隐藏了生存环境和天性判断，乃至到了她的生命因此而喷吐出灿烂光芒时，人们才能从逆向考察中分辨学童时代的选择中潜埋的“价值直觉”，即认同她的时代提供的那些飘散在大街小巷中的声影。简而言之，王迪认同了自己时代的声音，她天生就是为古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家弟循声而探，打听到了拨弄琴弦者的住处，于是，就在门口等了几天，终于见到“戏匣子背后”的人。未曾想，刚刚毛遂自荐，管平湖就接受了这位虽然还懵懵懂懂却已意识坚定的学生。
隔着漫长时光，对于当代人来讲，于更迭时局中茕茕独行的琴学大师，一定带着神行光彩。但对王家人来讲，面前的就是一位穷困潦倒的遗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管平湖先生，家徒四壁，甚至到了连冬天生火都困难的地步。王家人深得身陷贫寒的琴人之心，力所能及地照顾管老。每次管老来家上课，不但要让老师吃午饭，还要尽可能多给老师带些晚饭。寒冬腊月，帮助管老置办鞋帽、棉袍。对待自己的老师，王迪始终非常尊重和崇拜，师生感情至深。
无论如何，师生二人走到了一起，相聚让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管平湖采用传统的教学法，师生面对面，心手眼，样样清。老师按“句”教，学生按“句”学。指法手势，力度节奏，旋律韵律，一遍遍讲，一遍遍仿。到了学生与老师一模一样的程度，再学下一句。蜗牛式的方式，“进度”极慢，比起看着现代乐谱弹几遍就差不多的“视奏”，相当“原始”。然而，已被称为“情景记忆”的“科学成分”却越来越得到学界认可，所谓“活态传承”，就是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因而深入骨髓，终身受益。
面对琴学衰落，管平湖独自抗争，只不过那份抵抗既没有英雄主义的呐喊也没有悲壮的关注，他默默无闻，独自担当，一个个教学生，一个个会琴友，薄如蝉翼的琴学悬丝，就这样不绝如缕。北京城里还真有这样一批人。1947 年，“北平琴学社”成立，管平湖、张伯驹、溥雪斋、杨葆元等琴家，定期在张伯驹寓所雅集，一年后，不定期的雅集转至汪孟舒、傅雪斋、王世襄家。
当年雅集中走动的人物，让后人炫目。
1940年后正式成为管平湖嫡传弟子的王迪，一直跟着师傅参加雅集。影响王迪成长的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早年交往的这批京城名流，无疑是她儒雅气质的来源底色。前面是管平湖，后面是张伯驹，左边是汪孟舒，右面是王世襄，“座上高朋满”，“往来无白丁”，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会让夹在中间的王迪，身浸雅风。
1947年，王迪考入中法大学化学系，立志做个居里夫人，但肺部天生对化学试剂敏感，不久便病倒了。看得出，老天爷已经“定了调”，偏偏不给她成为居里夫人的体质。治疗修养期间，她继续迷恋古琴并补习文史，阅读名著，奠定了文学功底和历史知识，成为日后流畅文笔的基础。她转舵有力，于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后合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作曲家江定仙。5年的专业训练，使王迪具备了现代音乐学素养，为整理琴乐储备了技术知识。1950 年始，王迪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实习，1953 年正式留任。
二、两种身份两套话语合二为一的人
1949 年之后，大大改善了生存处境的管平湖，有条件完成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了。对于渴望整理琴学宝典的传统琴人，无意间得到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爱徒，可以把自己想做但自己做不来的事做完了。管平湖不识现代乐谱，作曲系毕业的王迪，有能力把老师弹出的旋律一句句记下来。管平湖做的是把“减字谱”变为活态的音乐，这称为“打谱”，王迪做的是把老师“打”出来、听得见的“谱”变为看得见的“谱”，这称为“定谱”。现代版琴谱上都在曲名一边写有“打谱”“定谱”两词，意思就是传谱人“打谱”，记录者“写定”。前者负责把“减字”从琴谱上“打谱”成曲，后者负责将音响记录成现代乐谱，使之合于现代节奏比例和现代规范。所以，《古琴曲集》的各首乐曲前面，都这样署名：“管平湖打谱、王迪定谱”，表达的就是这两个步骤。打谱技术，要靠管平湖这样的琴人完成，记谱技术，要靠王迪这样的现代音乐学家完成。王迪起到的作用，就是具备传统琴学知识与现代音乐学知识“双重乐感”的人肩负的“桥梁”之责。
（管平湖先生向王迪传授古琴）
（管平湖先生向王迪演示指法）
古老的减字谱，必需借用当代语言和普通乐谱传达，以使大部分已经不懂得传统话语系统的人明白其中含义，并获得现代操作系统的知识衍生。管平湖是旧时琴人，不晓现代乐理，王迪是现代学子，不但入得琴学门径，而且出得传统视域。一个懂古代，一个懂现代；一个懂国学，一个懂西学；结合一起，相得益彰，完成了现代琴学领域古今对接、中西对接的时代使命。
这项使命，遇到了珠联璧合的师生，自然是一桩奇迹。如果管平湖没有王迪，纷繁的“打谱”怎能变成“定谱”，井然有序地排列到五线谱上，让一般人读得懂，那些口耳相传的名曲，也就无从谈起。
从 1953 年始，王迪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就是跟管平湖整理古谱。一方面习弹，一方面记谱，风朝雪夜，暑去寒来，师生二人积累起来的财富，直到出版时才让后人惊骇。老师口传心授，学生忠实记录。如果没有既是师徒、又是同事、既是协助、又是合作、亦师亦友、持续数十年的缘分，哪个人能把管平湖手下那些千分之一秒间便转瞬即逝的短小音符记录在案？能够把古琴特有的在音高上难于归类的游移音符记录在案？能够把琴弦上微弱的只有俯身琴畔才能听辨得到天籁之响记录在案？这不但需要全力以赴、侧耳倾听，才能办到，而且必须具备特殊技术、心灵超级敏感的人才能办到！更何况还有后期的谱字核对、指法鉴定、技巧解读、宫调释义、曲义题解等等繁杂事物。王迪没有像个被派遣的秘书、被摆布的道具，按时完成规定动作，而是全身投入，其乐融融，并从中获得了无限快乐和超值享受，不然，今天就不会有一摞看得见管平湖“传谱”。 这是管平湖最喜欢干的事，也是王迪最喜欢干的事，更是时代最喜欢师徒二人一起干的事！真是造化。管平湖有福分，遇到了高素质的助手，让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财富，一点都没损失，王迪也因勤奋捡拾，积累了一辈子的财富。这段师生缘，成就了老师，也成就了学生，更成就了琴派！双双获得超越自身的意义。扎扎实实的工作，让“管派”或“九嶷派”之号，不再是个虚名。
这条件是新中国送上门的。对比一下 1949 年前穷困潦倒的管平湖，作为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元老之一，获得了最高工资待遇，不愁吃不愁穿，每日里就是忙活着自己最快乐的事，那种劲头，用当下流行的说法，“想不出成果都难！”于是一阙阙琴曲，飘然而出；一件件打谱，灿然呈现；师傅挥弦，徒弟挥笔；音响飞天，谱页落地；一股豪气，直通唐宋。穿着棉布长衫低头抚琴的管平湖，听到了时代喝彩，从那一刻始，他让整个世界倾听自己巨掌下的弦声了，而学生则让整个世界看到了老师弹出的乐谱。
如果没有管平湖这样的老师，王迪会不会有这般成就？如果没有王迪这样的学生，管平湖会不会有这般影响？当然可能。但如果中国音乐研究所不存在，两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彰显人格伟大的机构把管平湖和王迪共同推向了“九嶷派”的巅峰。如果没有这样的名师和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两个人共同参与的奋发向上集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个人才智都不会深掘和发挥到这步田地，尤其是在事业视野高度和学术阐述深度以及建功立业的社会实践方面。王迪太幸运了，遇到了这样的老师，无须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明显要比他本人弹出的曲子更深远。自然，还有那个令王迪“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池塘”。
（三）两个机构一台戏
1954 年 3 月 27 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正式成立，管平湖、王迪、许健成立“古琴研究小组”。1954 年 10 月 10 日， “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隶属中国音乐研究所。杨荫浏主持召开了首次会议，选溥雪斋为会长，查阜西为副会长，汪孟舒、张伯驹、管平湖等为理事，作为最年轻的会员，王迪参与其中。虽然琴人还无法理解新时代的行政模式对于一个古老乐种运作的方便之处，杨荫浏和李元庆已经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得琴学进入当代艺术体制，这一点是边缘化的琴学最需要的。
文化部拨款于西城购置了一所四合院（兴华胡同即现在兴华寺街 18 号），专供琴会之用。这座现今已经价值数千万的四合院，竟然就归属到从来没有自己“地脚儿”的琴会名下了！院内有正房、后房十余间。在这里跟随王迪学习古琴一年多的瑞典留学生林西莉（CeciliaLindqvist），在《古琴》一书中回忆道：一排排简朴的白石灰房子围成一个院子，宽大的南瓜藤爬满墙壁和屋顶，屋里摆有书柜、黑色高背木椅、雕花架，雕花架上摆放的是栽有细长兰草的瓷花盆，四周的窗棂上雕有漂亮的窗花，墙上挂着好几把黑色或者红色的古琴……
处处古色古香，时时琴声箫声。尽管事务繁杂，络绎不绝，但环境静谧，井然有序。对于王迪来说，中国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不仅是琴学摇篮，更是思想摇篮。“北京古琴研究会”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把古琴带进现代的艺术实践，机关、团体、学校、政府、招待贵宾等场合的演出，中央及各地方广播电台的录制节目，使得团体获得了新定位和价值体现的地方。对于渴望把“老古董”变为老百姓喜欢的艺术的琴人们来说，这些活动真是一个既实际又有意义的事。琴会齐奏的《和平颂》（即《普安咒》）参加了 1956 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并以合奏《平沙落雁》参加“北京代表团”第三次演出节目。“音乐周”结束时，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包括管平湖、王迪在内的人员。招待会上，周总理和管平湖交谈，管平湖把王迪介绍给总理：“这是我徒弟王迪，音乐学院毕业的”。总理盛赞有加，高兴地说：“古琴后继有人喽。”总理还请王迪跳舞：“你是搞古代音乐的，那就跳一只慢节奏的舞曲吧。”这是让王迪荣耀一辈子的事，她记忆了一生。
1958 年，北京古琴研究会竟然演出了几十场，节目既有古琴与民乐（箫、二胡、琵琶、三弦、筝）合奏，也有古琴独奏、重奏、齐奏。操缦之声，从此连绵不断，琴乐也从小圈子走向了新社会的主人——普通民众。后人很难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判定这些行为孰优孰劣（全要看现场功能的影响程度），但绵延数年、主流性、实验性、绝非商业性的演出，确实给脱离大众的琴人带来了信心，感知到获得社会需要时自身存在价值的充实感。实在说来，当时新创作的琴曲没怎么留下来，各种各样的“乐器改革”尝试对于琴乐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什么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传统精神层面的还是普及层面的），都要细细评说，但当时琴会中的人，做的认认真真。
（王迪向瑞典籍学生林西莉传授古琴）
（1955 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典礼上，王迪演奏）
（四）第一拨实践“城市音乐学”的人
1956 年，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古琴普查小组”， 历时三个多月、采访 86 位琴家、到达 20 多个城市和地方（依次为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绍兴、长沙、合肥、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灌县、西安等）的普查，获得了发起人始料未及的收获。他们组织各地琴家在当地电台录音，资料汇总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音乐研究所。最后，共采录 262 首琴曲，时长近两千分钟。王迪第一次到这么多城市，一路上结识了一大批琴家，并与其终生保持联系。普查了解到了哪个城市有多少琴人，哪位琴人会弹什么琴曲，哪位琴人藏有什么琴器，哪家图书馆有什么琴谱。这些向未心中有数的统计，王迪都是首席记录者。
也许，王迪走出南下列车之时，会因疲惫而揉过双眼，但她的眼睛被朝气蓬勃的国土上的新生事物点亮。也许，她会在名称隽永的名琴前流连忘返，但心中已经有了未来乐器博物馆收藏名琴的方向。也许，她在录音机前为琴家调整话筒位置时而手浸汗珠，却已经知道这批录音必将成为中国琴学的绝响，日后经她之手终成出版物的音响，不但成为世纪绝响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历史“士文化”的绝响。
“古琴普查小组”沿着一条与古代的乡野采风足迹不同的道路，走进了城市，无意间实践了“城市音乐学”的方向，可谓中国学者“城市音乐学”的第一次实践。它的确为现代琴学竖起了一盏明灯。 （五）从外国到中国来记录琴学的人 瑞典汉学家和琴家林西莉，于 20 世纪 60 年代来到中国北京跟随王迪学琴，现在被译为中文的著作有《古琴》、《汉字王国》两书。她是第一位到新中国学琴的外国留学生，这位记录下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学琴领域的有心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迪。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很少记录自己生活的琴家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许多细节。不懂瑞典语的王迪和不懂中文的林西莉之间艰难交流的开始，让人看到了这段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建立起来的有趣过程，也见证了一位中国女性和一个瑞典女性以琴会友的点点滴滴。
写作《古琴》一书的动力，很大程度源于她的广泛兴趣和与老师交流所感产生的种种感动。2004 年 3 月，王迪在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推介林西莉著《汉字王国》一书。这朵由王迪栽培的花，却让女儿品到了袭身香气。热爱中国文化的林西莉看好“琴箫和鸣”的表演形式，从 2007 年到 2010 年间，四度邀请在中央民族乐团工作的王迪女儿邓红与同事陈莎莎，在瑞典举办了40 多场音乐会。这个数字对于古琴来讲，令人瞩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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